文章来源：《法学研究》2015年第1期。

程序公开、公众参与能够提供这样的证成机制。这种局限性使得作为裁判依据的城市规划和技术标准变得相对关键，其利益权衡机制的确立至关重要。

由此，需要综合设置和采用规划许可、噪声分区、建筑隔声、建筑限制等多项措施。本文的争议焦点是日照问题，其标准既保护邻人也分配城市空间利益。[44] 其实，技术标准也很难独立完成利益权衡与分配任务。利害关系人事实上的日照利益在行政机关负有公法义务——建筑管理技术规范的强制性最低标准——的范围内方得到保护。如果许可听证的规定作如此理解，那么它其实就成了解释说明，因为技术规定以及由此形成的空间形态是确定的或者可计算的，利害关系人是否参与没有任何实体意义。

在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中，针对第三人提出未看到规划设计方案公示的异议，法院认为，规划设计方案公示在建设基地的主要出入口，并设立意见箱听取居民的意见，意见箱由居委会见证开启，程序合法。全面的经济建设和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竞争，先激发了工业用地的大规模出让开发，[1]其后，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与住房商品化，又催生了巨量的住房购买和投资需求。[2]按拉德布鲁赫的看法，人类呈现形象的变化是法律史上的划时代的变化。

但基本上，凡是地球上的东西几乎无所不包，从无机物、动植物，直至人类。他说道，所谓自然状态中的这种孤寂而独立的天然人，以人的资格在社会之先享有权利而复挪这种权利携入社会之内的观念，是完全与实际不符的。作为法律主体，动物享有权利这一点有些模糊。此后，法律上的人不再是离群索居的孤独者如鲁滨逊，而是一个社会中的集体人。

举例来说，科斯塔斯•杜兹纳便针对英美法学中关于主体问题的惫懒和短视景况给予了严厉的批评，疾声呼吁对这一主题倾入更大的关注。依据康德的理论，起决定作用的不再是人与动物之间的典型区分，即人所拥有的圆满智慧，而是人能够、应该为其权利义务所抱有的善意抑或恶意的心态，以及对其行为当是有益还是有害的内在认知。

相反，……法律意识是一种地方化、语境化和多元化的东西，充满了冲突和矛盾。起初，漂流到荒岛上的鲁滨逊•克鲁索，仅仅是一个孤独的自然人而非法律上的人，孤岛上的鲁滨逊并不享有任何权利。据此，人们主张将道德关怀的范围扩展到动物，乃至所有的世间生命。关于提升动物权利保障的这些法条，是否赋予了它们以正式的法律人格，抑或其仍旧处于往常物格之地位，当下的相关争论正酣。

尽管国王们尚不能够直接为其人民创制法律，但可以向其官吏发布命令。可是，在现行的要么性别、要么种族的单一反歧视的法律结构下，黑人妇女的需要和观点被边缘化了。[27]此一定义的要旨在于，力图将人的概念建立于自然人自身之能力与其责任的关键勾连上。杀死他也是犯罪等这些观念，最早可以从以色列预言家们的箴言和教会方面的信条中看到。

[48]前引[22]，星野英一文。[36][美]罗斯科•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沈宗灵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73页。

他自己接着也提及了国外的若干相关研究，例如英国学者赫伯特（Herbert）有关理性人一段颂词式的描摹：总之，（理性人）没有人类的缺点，他没有保留一点恶，没有任何偏见。[15]可是，即使出于这类虐待禁制或生态保护的考虑，动物们也仍然没有权利。

如若说，权利主体只能是人，因为按《学说汇纂》，一切权利均因人而设立。[6] 彼德•古德里奇也强调说，主体概念只要排除任何社会一历史环境的实证分析，准确地讲都是与意识形态有关的。前文里曾简短地提及动物，但据约翰•格雷的看法，现代文明社会的法律从未承认动物是法律权利的主体。[32] 有关法律上人类自身形象的历史衍化，在拉德布鲁赫那里曾有着概要式的归结。20世纪70年代起，世界性环境保护运动开始兴盛，生态整体主义、生物平等主义等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逐渐展露。就法律而言，把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当作两个独立的现象看待并禁止它们的规则并不能充分地保护这样一个人：他既有从属的性别身份的属性，也具有从属的种族身份的特征。

汉斯•哈腾鲍尔评论道，康德的理论阐述引发了近代法律思想的巨大变革。……对其他动物的观念是一种与种族和性别偏见一样的偏见，同样应当遭到反对。

[7]按照J.梅法姆的评论：术语人自身和作为人是在把某种未经理论化的真正的人的理想，某种表达在社会生活中的真正人性的观点当作招牌。按其定义，法律上的人是指那些能够以自己的意愿为某一行为的主体。

针对经济人模型背后的社会契约论个人主义哲学，他指责其不过是一套概念上的玄想而已。若被判有罪，则应将其杀死，扔出国境线。

在西方，将那些不属于自己人民的外人，甚至敌人，也当作人，只因为他是自然人类的一员。汉斯•哈腾鲍尔指出，此一判断包含着这样一种意思，即在基督教文化中，直至现今还有人在找寻自然人之外的其它人格载体。[51]这里的分类一定程度上相似于福克摩尔关于作为解决问题手段的法律与作为统治手段的法律之基本区辨。[5]J. M. Balkin， Understanding Legal Understanding: the Legal Subject and the Problem of Legal Coherence， 103 Yale L. J. 1993，p.109. [6]前引[1]，阿尔都塞书，第360页。

它以与奴隶制、异教徒法、等级制国家作斗争作为自己的基本信念。[法]卢梭：《爱弥儿》（上卷），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16页。

然而，近代的三R运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罗马法继受）驱使人脱离既往的礼俗社会，不再把义务，而是将引诱单个人的利益作为法与权利的出发点。……有人认为，应将动物当作权利主体来看待，这种看法是荒谬的。

在此一般情形，毋庸多言。在当代法律意义上，作为主体，人就是自然人，是每一个人，而且只有自然人才是人。

[20]类似地，在今天，司机们也常常给他们的车子起上一个名号，和她交换着私下的情感，希图精神的慰籍。（2）任何可以感受到疼痛、苦难或挫折的动物，都有权要求这些经验不是被故意地加在身上，除非有迫不得已的理由。[26]只在后来，星期五进人他的生活，这两人间方才生发一些对于和平与法律的可能需求，某一市民社会藉此成形浮现。[40]耶林那里，更是强烈地呼吁为权利而斗争，并将其提升为一项不容逃避的道德义务。

《萨克森民法典》第30条，每个自然人都具有权利能力。[39]正如狄骥所云：所有权，……亦是一种客观义务。

可是，拉德布鲁赫的激烈质疑是这一时代主观设想出来的商人形像是何等地异想天开？[37]可以肯定的是，人绝不总是能够认知和追求自己利益的，也并非仅是受其利益驱动的。只有到了启蒙时代国家立法者的目的意志才代替民族精神的本能意志。

[13]这里，上帝和牧师的关系，近似于自然人与其代理人或律师间的关系。如果无法说动物法律地位的全盘回归的话，但至少有一定的复兴。